暑期實習總報告

實習生:邱鵬飛

學校:香港理工大學

督導:劉柏傳

 

這兩個多月的實習,經歷了許多我從來沒有想像過的事情,也給我帶來了不少的衝擊。衝擊的過程是難熬的,但我感謝這些衝擊。因為沒有這樣的一個過程,代表著我並沒有在實習中得到成長。還記得實習的第一天,已經發現西少的一個特點:少年不論年紀大小都會主動前來中心,不只是使用設施,更是與社工們分享他們的生活。從生活中的小細節到人生的各個重要關卡,少年都主動的、毫不避諱的和社工員分享。要知道,少年服務對象的特色,便是他們對服務和資源的非自願性,西少能夠轉非自願為自願,令我十分好奇。在總報告,我希望指出各個在我眼中,令少年主動與西少社工員展開互動的原因,並在最後回應外界對西少工作成效的質疑。

 

西少的核心價值中,我認為彈性、幽默、開放、創意和復原力的概念最為重要。面對正在狂飆的少年,西少社工員以開放的態度去了解他們的生活、狂飆背後的原因,以幽默的態度去面對少年的偏差行為和不穩定的狀態。實習期間,社工員們經常鼓勵實習生若然在互動過程中有任不明瞭的地方,應該主動的向少年求證和確認,而不是自己獨自的猜測,也不應擔心提問會否令少年感到不舒服而卻步,因為不舒服的話少年會主動給你回饋,對我來說,這是一種開放的關係。在處遇的過程中,社工員給予少年不同程度的彈性。還記得督導向我們講解減害的概念:「可能主流社會會希望強制的斷絕少年所有和毒品的連結,但經驗告訴我們,少年從戒毒的機構重回社區後,大多會立刻的再次接觸毒品,甚至可能用得更兇。那麼這是真正的保護嗎?減害的概念是在用的過程陪伴少年,真正的了解他們用藥的動機,並教導他們如何在用藥的過程中保護自己及慢慢的減量。」對我來説,這便是一種彈性,而不是縱容。

 

又,憶起一位少年被問到為何願意來到中心,他的回應是:「在這裡,我被相信是一個好人。」每一個少年都有他自身的美好、能力,只是等著我們去發掘,並發展。少年這句話,是中心實踐復原力的一種體現。創意方面,我認為中心在方案設計中投入了不少的心思。以「食堂」為例,每天六時,少年都需要放下正在做的事,然後一起吃晚餐,晚餐或會由當家少年負責烹煮,用餐之前會有感恩的時間,感謝負責烹煮的少年、實習生或社工,然後又有分工,分配用餐過後的清潔工作。在小小的用餐時間中,社工員加入當家少年、感恩、分工等元素,令食堂不只是一段單純為少年提供食物或託管的時間,更是一段教育少年的時間,讓他們從生活中學會感謝他人的付出和付責任等。再以「愛的延長線」為例,方案讓已超過十八歲但仍有需要的少年也可以繼續到中心接受服務。這些老少年來到中心後除了跟社工互動外,也會和其他年紀較少的少年互動,如一同參加社團、打桌球等,過程中他們會鼓勵少年投入活動,並以過來人身分分享他們自身的經歷,如當小媽媽、加入幫派等的經驗,他們的親身經歷相比社工員的處遇,更能打動年紀較小的少年,是實實在在的以生命影響生命。在這個情況下,老少年」們已經成為了整個西少服務系統的一部分,促進中心少年之間的共融及他們對中心的歸屬感。這些在愛的延長」方案中的少年,不再只是服務使用者,更是服務提供者。這些方案的多元性,除了讓中心能更有效運用資源之外,亦讓方案能更貼近少年的需要。

 

藉着棒棒糖上的價值觀,西少社工們能與少年建立一種陪伴者的關係。我看重的是社工員對價值觀的實踐,知易行難,有多少人能真正的以開放、幽默和彈性去面對被社會不斷負面標籤的少年?又有多少人能真正的從心底相信這群正在狂飆的少年是我們社會珍貴的資源?相比之下,只把價值觀放在嘴巴上的人卻不少。

 

然而,這樣一種的陪伴者關係也有它的弊處。開放、彈性、幽默的關係,容易導致社工員和少年之間的介線變得濛糊,這個情況特別容易在實習生身上出現。實習生對於開放和彈性的底線往往會因為經驗不足而拿捏的不太好,容易令實習生和少年誤會他們之間是朋友的關係。這樣的關係並不有利於實習生和少年的互動,有些時候少年向實習生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如:陪他們到中心外抽煙、等待實習生下班一齊回家等,實習生可能會落入兩難的局面,一方面知道不應滿足少年的要求,另一方面認為大家近似朋友而不懂如何拒絕其要求。在實習期快滿,要離別時,少年亦會把實習生的離開理解為與朋友的分離而出現情緒波動,更甚者亦有認為社工員強行阻止實習生和少年在實習期過後繼續交心,而遷努於社工員的情況。在日常的互動當中,少年亦會因為開放的互動模式而忽略留意自身的口氣或態度,曾有一時意氣的向社工員説出一些傷害的話的情況,如:「社工對我來說是來付錢的人」。要知道社工員也是活生生的人,也有情感軟弱的時候,這些話或許是説者無心,但聽者有意的話,會是一種傷害。此外,少年或許會在社工員的私人時間尋找他們,要知道少年的體魄和作息時間與社工員大不同,這樣的近距離的專業關係或會增加了社工員的心理和生理壓力。

 

在實習的過程中,社工員們經常會提到外界,甚至是社工界對西少工作的質疑,認為工作並沒有「成效」可見。在奉行工具理性的現代社會裡,「成效」往往已經與各種可見、可量度的數據畫上等號。從吸毒變成不吸毒,從犯案變成不犯案,從不務正業變成努力上班社會需要各種從沒有立刻變有、從零突然到一的數據去證明成效。可是,他們卻忽略了重要的一點---改變,是一個過程。嬰兒學習説話的過程漫長,從開始只會發一個音調,到慢慢能講出一個單字、一個詞語,再慢慢的説出一句語法正確的句子,最後終於能流利的和他人溝通,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曾質疑過爸媽教導子女如何與人溝通的「成效」?我們沒有,相反,我們欣賞小孩的每一個小進步,我們因為小孩比昨天更主動更熟練的發出同一個簡單的音調而歡喜若狂。那麼,我們有否因為少年在吸毒前出現一刻的猶豫、在打鬥後出現一刻的內疚而感到欣慰、鼓舞?或是,你們這個時候還在詢問少年工作的成效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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